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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博士的厄运

纠结了一个多月后,黄云凌最终去了福州市汽车南站,摆起了地摊。

他是厦门大学的管理学博士,毕业已近半年,至今没有找到工作。从开始求职时的信心满满,到现在摆地摊,黄云凌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到这种田地。

  
“最讽刺的是,我研究的领域是社会保障,如今自己却沦为弱势群体。”他说。

  这一切,都因为命运与他开的一个玩笑—“先天性脊柱侧弯”,俗称“驼背”。黄云凌身高刚到1米5,头部前驼,且因身材过于瘦小而显得全身比例不协调。

  从出生至今,黄云凌已经与身上背负的这个“伙伴”抗争了27年。

  他曾经相信知识能够帮助自己对抗命运的不公,一度因为考上博士而希望大增,可是求职过程中接二连三的遭拒,还是让他感到现实的冰冷。

  对他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命运的不公,而是奋争后的徒劳。

摆摊

  2013年11月21日,福州的初冬,中午气温接近二十度,不太冷,长袖衫外面套件夹克就行。从借住的姐姐家到福州汽车南站要一个多小时。黄云凌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书包,里面有从淘宝上200多块进来的“民族风情”挂饰。

  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一个多小时里,黄云凌一直忐忑不安,他是个“自尊心很强”、“脸皮很薄”的人,在公众场合摆摊以诉说自己的不幸,还不知道会迎来什么样的眼光。

  中午12点,黄云凌到了汽车南站,发现附近的人行道上已有好些小摊贩,卖化妆品、卖书、卖工艺品的。

  他观察了两天,早就踩好了点。有个卖字画的大爷,摊子大,吸引人。在大爷旁边,黄云凌铺开一份报纸,摆上小挂件,开张了。

  不一会儿,“驼背”青年黄云凌和摆在“摊位”上的博士毕业证书,就引来围观。揣着名校博士文凭竟然找不到工作,就因为形象?

  最早跟他搭话的还是身边那位大爷。大爷是地质队退休的,退休工资很高,闲来无事,摆摊卖画纯属娱乐。“他最先跟我拉家常,说这个社会不公平,要让一个博士出来摆摊什么的。”

  一个福州市第六医院的阿姨虽然没买东西,却对着黄云凌说了很多:年轻人不错啊,蛮聪明的,是个人才啊。社会不公平,要努力,不要放弃啊。李嘉诚当年也是白手起家。有空去第六医院急诊科找阿姨啊……

  有人打了报社的热线电话,不过还没有等到记者来,城管来了。

  前两天“考察”现场时,黄云凌曾亲耳听到城管对小贩们喊:快走,不然弄死你!当时他心里一阵“恶心”。通过打听,他专门挑了个吉日来,这天应该不会遭遇城管。谁知“上头要检查”,城管突然袭击。

  黄云凌离开时是下午2点,可就是2个小时的摆摊经历,让黄云凌成了新闻人物。

  回姐姐家不久,黄云凌就接到了当地记者的电话,第二天,“厦大博士摆摊被城管劝离,因残疾求职屡碰壁”的新闻登上报端,传遍网络。黄云凌的“目的”初步达到了。

  几天之后,姐姐才从网络得知“摆摊”的事情,但她仍然没有当面提过。多年来,对黄云凌因身体原因造成的尴尬保持“若无其事”是家人的默契。

  “去摆摊他肯定难过,说了怕影响他心情。不过这也是一种正常表达方式,总比做出极端行为强。”黄云凌姐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而黄云凌最害怕的,是同学的反应。

  “上新闻”之后,厦门大学官方微博上炸开了锅。“这不是我经常在图书馆见到的那个人吗?”很多人回忆在哪里见过黄云凌,有人则感慨他“学社会保障却自己沦为弱势群体”。

  黄云凌没有刷微博,他害怕正面迎接议论。

  他更没料到自己会第一次收到那么多同学主动发来的短信,包括并不熟悉的同学,都是鼓励他。一个已经移民到加拿大的同学特地发来信息,称他“敢站出来说话,很强悍,很勇敢”。他说,这些多少抚慰了自己几天以来的焦虑和“羞耻”感。

  与他做博士同学三年、关系交好的张坚,得知这条“新闻”时吓了一跳,“他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了?”打电话两天没人接,又在黄的QQ上留言,张坚担心黄云凌会出什么事。

  张坚原本是一所高校的老师,毕业后回到了原单位。三年前,他考入厦大读在职博士时,黄云凌正好从本校硕士直升博士,两人成了同学。

  在已经结婚生子的张坚眼里,1986年出生的黄云凌是个单纯的“小弟弟”:“他对学术有很美好的想像,对未来充满理想。我已经是社会人了嘛,比较愤青,经常说些体制没救了这样的消极话,他反而会鼓励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破灭

  黄云凌最怕的是让同学看不起。

  他一度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可如今的境况,又让他止不住联想起试图埋葬的记忆:初中时,身边同学用语言和肢体嘲弄他,使他一度厌学;班主任出于“关心”,在全班同学面前多次将他叫出教室,嘱咐他与其他人不一样,要好好学习;做早操时,全校师生都要到齐,即使不能做那些动作,他也必须站在那里。

  “诺大的操场上,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丢在岸上的鱼。”黄云凌说。

  他不想去学校。母亲劝他:“你不去读书将来干嘛呢?”

  大三时,他开始刻苦学习准备考研,并为了体检过关而开始长跑,每隔一天跑四五公里,坚持了七年。

  考上厦大研究生的黄云凌,成为他们那个不怎么好的本科大学里的“榜样”。

  他读到博士,成了家里学历最高的那个。邻居夸他时,他看见了父母亲脸上的自豪。

  博士期间,他成功申请到去荷兰公费留学的机会,对方教授对他的研究计划很感兴趣,但因为当年有别的事务,邀请他明年再来。可是第二年就错过奖学金了,加之黄云凌没有预测到自己毕业后会遭遇“失业”,与出国机会失之交臂。现在回想,他懊悔不已,如果当初争取出国留学,并留在国外工作,自己的命运或许会从此改写。

  “在西方国家,像"霍金"那样重度残疾的人依然能够成为学术领域的偶像,获得全社会的尊重。”

  在厦门读书期间,放假时他也很少回家,他知道自己需要比别人更努力,而他也能从学术中感受到最大的成就感。

  他也畅想过,自己有了事业基础后,要谈个恋爱,拥有一段真正“平等”的感情,娶妻生子,建立家庭。他打算毕业的时候,让全家都来厦门,一起看看这座美丽的城市。

  邻居会“算命”,曾给他看过面相,说他“前额饱满、五官端正”,“将来一定是有作为的人”。

  然而好运却像突然被扼断一样,他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

穿博士服的黄云凌在厦大与学弟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歧视

  求职之初,黄云凌也是信心满满,气定神闲。

  2012年年底,毕业半年前,黄云凌递出第一份简历,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广州某大学的一个科研岗位。十几分钟的面试之后,没有结果。当时他因为博士尚未毕业,并没有很在意。

  之后又投了福州一所师范类大学和泉州一所大学。前者的系主任对黄云凌的简历和研究计划非常满意,两人电话谈得“八九不离十”。

  接下来的面试,却第一次让黄云凌遭到打击。

  面试当天,黄云凌和另一位博士同学一道前往。结果,见到黄云凌本人后,校方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弯。

  面试是在一间大会议室里。

  同学在试讲时,校方领导态度很热情。而当黄云凌站上台试讲时,台下的人开始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走来走去,进进出出,没有人认真听”。

  试讲原是20分钟,在黄云凌回答某老师提问时,院长突然打断了他:“快点吧,多余的话不用讲了。”

  面试后校方请两人吃饭,院长和行政人员热情地向同学介绍员工宿舍如何如何,附中附小以后孩子上学很方便云云。黄云凌完全被晾在一边。他已经不敢抱太大希望,内心煎熬着,但他必须保持形象,不能太情绪化,只能在尴尬中坚持到饭局结束。

  回家路上,黄云凌给那位对自己还比较欣赏的系主任发短信询问,系主任发来投票结果:7:2:1。其中7票是弃权票。2票反对,1票赞成。

  这次失败让黄云凌清醒地意识到,身体残疾必将成为他求职的障碍。之后,黄云凌决定“调整策略”:除了高校,也投科研机构;除了发达地区,也投西南部地区;除了较好的学校,也投二三流学校。

  黄云凌连续向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全国各地二十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投出简历。不少单位对他表示出兴趣,但在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后,都以“专业不对口”、“编制问题”等各种理由回绝,或者是没有了消息,无限“拖延”。

  广东一所高校院长在给他的回信中坦承道:“说实话,对于高校来说,只要是人才,我们就应该纳入应聘程序,不应该有任何歧视和偏见。但作为机构和组织的运作,有时超越于个人的意愿……估计你来,即使通过我们面试,学校这一关也难以通过。”

  另外一个学校院长的答复则更为直接:“我们要是招了你,别人还以为我们招不到别人了。”

  《中国周刊》记者联系到广东某高校院长,该院长默认了黄云凌遭拒的事实:“现在学校进人条件的确越来越严格。许多高校,聘用教师需要国外留学经历、或本科是所谓211高校。”

  “这也是一种变相歧视。”该院长说。

  黄云凌也应聘过家乡社保局的选调生,通过了“体检”和省委组织部面试,但仍因种种原因未能通过接下来的地方面试,有人道出实情:选调生以后当领导要上台讲话,“形象”还是很重要的……

长跑

  在厦大,黄云凌曾经重建了自己,不仅获得了“人类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历”,也逐渐训练自己达到超越个人不幸的“境界”。

  在海滩沿着海岸线夜跑是他最美好的记忆之一。30分钟左右,5公里,海风拂面,海水深沉。“跑到两三公里时,整个人会陷入一种"冥思"状态,所有的想法都排空了,那时候会非常快乐。”

  六月的毕业季,火红的凤凰花正开得灿烂,黄云凌则没这个心情欣赏。直到毕业,尽管求职屡屡受挫,他也没有在同学面前表现出强烈的消极。

  在一位和黄云凌硕博同学六年的广东同学眼里,黄云凌自始至终都显得很“乐观”。“经常看到他形单影只的身影穿梭在自习室和图书馆中。”而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黄云凌在电脑前写文章、工作时的背影。

  “那个背影比一般人都要缩小,因而显得与周围环境不太协调,而黄云凌打字要比其他人困难一些,那个背影显得格外努力,格外让人感动。”

  这位“广东同学”毕业后留在了厦大,成为这届博士里“走得最好”的。

  在很多同学眼里,黄云凌是最专注于学术的一个,没有太多杂念。博士期间,他参与导师多项课题,并申请和主持了一个省社科以及一个博士创新项目。他的导师徐延辉说,“一般来说,博士只要发表两篇论文即可毕业,他发表了五篇论文,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库(CSSCI)上均可查询到。我们完全按照正常程序培养,毕业时他已经达到了博士的学术训练要求。”

  黄云凌的几位博士同学对他的一致印象是“上进”、“自信”,擅长定量分析和统计学,英语也不错,还经常帮同学看文章、提思路,“科研能力在我们这届博士里可以排在前列。”大家从没想过黄云凌会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们都以为,中国有这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像他这样的人才肯定会有地方可去。”“没想到连他"看不上"的单位都拒绝了他。”

  黄云凌的亲戚朋友也“动了能动的关系”,想帮帮他,但最终多卡在“形象”上。进高校任教、从事学术研究的夙愿似乎越来越遥远。

  拖延和无尽的等待,消耗着黄云凌的信心和自尊。家人和黄云凌的“矛盾”也越来越多。“爸妈每天都打电话来催,还让我考虑去中小学教书,他们觉得我可能要求太高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父母培养我这么多年,我不想让他们难过。”而另一位在大学任教的表哥也对他表示,让他这样的人进体制,大学领导也有难处,老师台风重要等等,建议他采取“寻求同情”、放低身段的策略……

  这些都让他感到更为孤独。

  “摆摊”之后,在媒体关注下,黄云凌的确收到了很多企业的邀约,内容涉及“教育培训、美容整形、医疗器械、食品行业”,还有提出“现教”雕刻的。当然也有比较“靠谱”的企业,希望他去从事人力资源、数据分析等比较专业对口的工作。

  他想再等一等研究所和大学的面试结果,虽然已经等了几个月。如果还没有“消息”,就决定转投企业。

  这半年来,黄云凌反思自己的确乱了“阵脚”,连跑步也中断了,“面对逆境举重若轻的境界我还没有达到”。他喜欢从文学和哲学作品中寻找答案。

  在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中,西西弗受诸神惩罚把巨石推上山顶,石头重复滚下,西西弗反复拼劲全力推上去,反抗荒谬的命运。这个让他流泪的故事也让他一直在思考:到底谁才是神,谁又是西西弗?

  27年前以令人遗憾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时,爷爷做主将他抱在怀里“一视同仁”地疼爱。在那个将不想要的孩子遗弃在街边的时代,黄云凌能活下来“已经很幸福了”。而他则不得不面对与自己背负的“伙伴”抗争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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